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生130周年了，他告别这个世界也已经75周年了。但我们一直觉得陶行知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的教育改革之路依然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延长线上。陶行知先生百年前的一些理念、主张和实践，依然适合今天中国的教育。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教人求真”“学做真人”“解放儿童的创造力”等精辟的教育观点，好像就是针对当下的教育问题提出的，与当今党和国家提倡的“双减”等素质教育举措不谋而合。
结合当下我们的教育现状，我们的教师仍然可以从陶行知教育思想中获得直接的指导意义。
“牢记改造国民的大责任”
陶行知先生非常重视教师职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他看来，教育就是改造社会，教师就是改造社会的领导者。所以，他格外重视师范教育，主张教师要始终把建设理想的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牢记自己肩负着改造国民的大责任。
如何实现改造国民的大责任？陶行知先生要求教师“必得有个理想的社会悬在心中”。他认为，作为教师，如果没有改造社会的精神，工作就会感觉枯燥无味。教师的胸怀决定了教师的格局。如果只看到自己眼皮底下的空间，就不会觉得教师职业有什么价值，这样的教师必然是走不远的。相反，教师如果有足够开阔的视野，如果有足够远大的理想，如果有改造社会的勇气，他就会看见教育的未来，就会为了未来而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发展自己，最终造福于儿童和国家。
在陶行知先生看来，教育与改造社会不是两回事，而是一件事情。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人心开始，必须从教育着手。如果办教育的人，没有改造社会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在教师的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所以，我们的老师不要眼睛只盯住分数，那样的格局就小了，那样的教育，方向就错了。
陶行知先生一直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掌握在教师的手中，所以师范教育非常重要。他指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从正面来说，师范教育可以帮助国家强大兴盛；从负面来说，师范教育可以促进国家衰败灭亡。为什么呢？如果师范教育完全脱离现实，“只是在那儿教洋八股，制造书呆子”，这些师范教育培养的“大书呆子”毕业以后分布到各地的小学里去，又以“几何的加速率制造小书呆子”，如果“再刮一阵义务教育的大风”，就可以把书呆子的种子布满全国，叫全国的国民都变成书呆子。这样的恶性循环，不就是促进国家衰败灭亡吗？所以，陶行知先生不断呼吁善待师范教育，尊重人民教师。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些话都是我们教师耳熟能详的陶行知先生最著名的格言，它通俗、形象而深刻地表达了陶行知先生关于教师使命的观点以及他对教师的期许。要实现这样的使命，教师一方面要“自己会变”，能够不断成长、不断发展、不断变化，成为成长型教师；一方面要“会教人变”，能够具备让学生不断成长、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本领。
陶行知先生有一首自我勉励同时又激励同志的诗：“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他告诉从事教育的人，虽然每个人的能力有高低，禀赋有不同，但是，只要立下志向，为教育这件大事情好好努力，矢志不渝，就不会虚度光阴，蹉跎岁月，从而有一个无悔人生。
陶行知先生说过：教师的职责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任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人是教育的中心。教育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人。这个人，应该是追求真理，拥有真性情、真情怀的人。所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求真知识，有真性情，追求真理，做老实人，说老实话，是“教人求真”与“学做真人”的真谛，实实在在求学、坦坦荡荡做人。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也是陶行知先生最著名的格言之一。教育的非功利性决定了教师要有奉献精神。陶行知先生有一首形象地表达这一思想的四言诗：“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一个优秀的教师，从早到晚都能够快快乐乐地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不抱怨，不烦恼，把教育的每一天变成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希望教师要有不怕吃苦的骆驼精神，面对漫漫长路不知疲倦，在恶劣的沙漠环境中坚持长途跋涉，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那片象征着希望的绿洲。
陶行知先生当年在分析教师队伍的问题时曾经指出，许多当教师的人，并不是因为热爱教育事业而来的。其中不少男教师，是因为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职业而暂时为之；不少女教师，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嫁出去而暂时为之。这样，把教师职业作为人生某一时期的权宜之计，当然是不可能有教育的长远打算的。所以，他希望，既然成为教师，就要铁下心来从教，男教师要把教育当作自己的妻子，女教师要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丈夫，坚贞不渝，不离不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要有献了青春献子孙的精神。现在，我们的许多教师不让自己的孩子接班做教师，与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固然有关，也与我们对于教育的理解和信念有关。
“重师首在师之自重”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是否能够成为教师，取决于教师职业能否得到真正的尊重。只有最优秀的人才做教师，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而只有全社会尊重教师，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做教师。所以，陶行知先生说，如果农业不重视教师，农业就会破产；工业不重视教师，工业就会粗制滥造；国民不重视教师，国家和人民就不会富强；人类不重视教师，则世界就不会太平。但是，作为教师来说，“要人敬的必先自敬。重师首在师之自重”。也就是说，教师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学为人师，身为人范，才能赢得世人的尊重。
陶行知先生曾经对于当年教师的兼课取薪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样做弱化了教师与学生的联系，弱化了教师与学校的关系，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议要保证每位教师的收入能够“足供生活之要求”，足以过体面的生活。当然，保障教师的权益，与倡导教师的服务精神并不矛盾，因为，只有教师的服务精神才是真正的“教育的命脉”，“金钱主义，最足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陶行知先生这些文字，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值得我们每一位教师认真阅读。
陶行知先生曾经模仿杜威的教育信条写了他自己的教育信条。其中有几则是关于教师的：“我们深信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我们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我们深信教师应当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我们深信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在陶行知先生看来，孔子提出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教师的基本品质，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础。他认为，“教员最重要的精神，是求事业能力的长进”，要保证教材教法的“一天长进一天”，不能够年年“卖旧货”，拿着一张教育的旧船票，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
陶行知先生主张，教师的读书、做事、做人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偏废。他明确提出，“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当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教师的职责就不是眼睛只盯住分数，只教人读书拿高分，不教学生做事做人、掌握人生之道的教书匠。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而不是只会坐而论道的书呆子。
陶行知先生认为，教师不仅仅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也要甘心情愿地向自己的学生和老百姓学习：“我们应该崇拜两种素来没有想到过的老师：一、我们应该跟我们的学生学习，不拜儿童做先生，就做不好先生。……二、还有一位最伟大的老师，就是老百姓。”这样的学习才能把教师“思想的青春”留住，从而“永远不落伍”。只有这样的时时处处用心学习，教师才能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成长。
“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
陶行知先生认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培养出比自己更加优秀更加卓越的人才，超出自己因而值得自己崇拜的人，这是教师的伟大之处，也是教师快乐幸福的源泉。所以，最好的教师应该是与学生一起成长的教师。教师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教师。教师与学生一起彼此成就，共同成长，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教育是需要信仰的，大彻大悟的信仰，能够成为支持人们勠力前行的精神力量。所以，教师应该有教育的信仰，应该坚信教育的力量，应该创造教育的可能，要“认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事，而且不是一时的，是永久有益于世的”。这就需要教师摆脱小鸡肚肠的私心，摆脱鼠目寸光的狭窄，“把自己和学生的成见、武断、私心、偶像心理、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从头脑里肃清出去”，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清醒的认识来对待自己的工作。
陶行知先生主张教师要有建设的达观主义与创造的乐天主义。他曾经说：“在晓庄一切诗化：困难诗化，所以有趣；痛苦诗化，所以可乐；危险诗化，所以心安；生死关头诗化，所以无畏。这是建设的达观主义，也可以说是创造的乐天主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教育，具体表现在如何对待困难、痛苦、危险和生死。把困难当作脚下的石头，就会成为阶梯，就会变得“有趣”；把痛苦当作成长的阵痛，当作成长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经历，就能够坦然地接受，快乐地面对；把危险当作机遇，在危险之中发现、创造机遇，这样就不会焦虑紧张，而是心安理得地去悦纳；把生死当作人迟早要面对的现实，就会珍惜生命的每一刻时光，就会无所畏惧地面对所有的问题。总之，只要用建设的态度，用乐观的态度去对待生活、生命中的问题，就能够微笑着处理各种问题，享受我们的教育生活。
陶行知先生主张教师必须淡泊名利。他希望教师能够“一不要名，二不要利”，只要能够把教育办好；同时做到“一不怕难，二不怕死”，只怕不能够把教育办好。现在看来，让教师不要名利有点儿脱离实际，关键是能否不畏浮云遮望眼，不把名利放在学生的利益之上，放在教育事业之上。
二十年前，《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原主编张圣华先生曾经发出过“我们今天是否抛弃了陶行知？”的疑问，现在，我们可以欣慰地回答说，我们不仅仅没有抛弃陶行知，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在真正地走进陶行知的心灵，践行陶行知的思想。
（作者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作者：朱永新
《中国教育报》2021年10月18日第5版 版名：读书周刊
